小冰河期始于13世纪，在17世纪达到巅峰，并最终在大约200年前减缓了活动趋势。而崇祯在位的1628年至1644年，正是最严重的时期。
明中后期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，远远高于前期。从万历中叶开始，旱灾竟持续七十年之久，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，绝对是致命的危机。
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的干旱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。可能很多人觉得一场大旱不至于摧毁一个王朝，但是两场呢？三场？四场？……可怜的崇祯遇到的是十四场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崇祯在位的17年中，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，各地“饿殍遍野”“人相食”的记载十分常见。
官员马懋才上《备陈大饥疏》，里面讲到了陕北的旱灾情况，严重程度堪称全国之最。他说：臣乡延安府，自去岁一年无雨，草木枯焦。八九月间，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。其粒类糠皮，其味苦而涩。食之，仅可延以不死。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，则剥树皮而食。诸树惟榆树差善，杂他树皮以为食，亦可稍缓其死。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，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。其石名青叶，味腥而腻，少食辄饱，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。
最可悯者，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，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。有号泣者，有呼其父母者，有食其粪土者。至次晨，所弃之子已无一生，而又有弃子者矣。更可异者，童稚辈及独行者，一出城外便无踪影。后见门外之人，炊人骨以为薪，煮人肉以为食，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。而食人之人，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，内发燥热而死矣。于是死者枕藉，臭气熏天。
天灾往往都是相伴的，与旱灾相伴的就是蝗灾和鼠疫。因为随着旱灾的肆虐，老鼠为了找寻食物而四处流窜，其中一大部分都涌向了人类的聚集地。而因旱灾而被迫流亡的人们便携带着这一危险细菌四处奔波，将其扩散到更广更远的地方。
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，分别在1586—1590年、1640—1644年。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，程度尤其严重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死于明末鼠疫者多达千万，首都北京几乎死去四分之一人口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后面清兵才那么轻易的入主中原。
频繁的天灾都会引起社会的人口锐减，一方面是饥荒，一方面是屠杀。
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，北方也是全球游牧民族发源地蒙古大草原。在气候寒冷的时候，北方忍受饥荒的游牧民族入侵南方，而中原的农民在荒年爆发的所谓起义或者说是流寇。
从万历二十七年至四十二年（1599~1614年），全国各地先后发生民变、兵变数十次。此后民变不断，规模日大，最终演化为民众武装暴动或农民起义。
较为严重的民变，有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五月爆发的白莲教暴动，教派首领徐鸿儒在山东郓城自称中兴福烈帝，当地民众闻风追随，“多携持妇子、牵牛架车、裹粮橐饭，争趋赴之，竞以为上西天云”。同一年，贵州彝族土司安邦彦聚众起事，不断给明朝政府制造麻烦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春，四川、贵州和湖广军务总理率兵与安邦彦交战，甚至因兵败被迫自杀。
至明末的农民大起义，从闯王高迎祥到李自成，中间几度失败。1638年，李自成被围剿，只剩十八骑突围。次年，他再次起兵的时候，被官军包围在四川巴西、鱼复山中，差点绝望自杀。当他突围成功，进入河南，很快又聚起人马。一句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，对灾民有着无与伦比的诱惑。
“小冰河期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同样巨大。天灾不断，北方游牧民族为获得更多资源南侵，中原农业政权步步退却，最终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农耕世界的王朝。
努尔哈赤对明朝战争最初的动机很明显，就是要掠夺资源，渡过饥荒。皇太极通过发动两次对朝鲜的战争，将朝鲜纳入自己的管辖，也是为了从中获取更多的粮食。
日本学者田家康在《气候文明史》中指出，人类在气候变冷时会出现两个有益的进步，一个是思想的大迸发；一个是技术的改良。
在17世纪第一个长达10年的严寒中，伽利略和开普勒提出了地动说，英国诞生了近代实验哲学之父：弗朗西斯·培根，法国则出现了大哲学家兼大数学家笛卡尔，近代理性时代从此开启。
中国明末同样出现了徐光启、宋应星这样的大科学家，以及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这样的大思想家。
同时，土豆、红薯，尤其是玉米这些抗旱高产作物在17世纪传入中国，作为大米的替代品被迅速普及。多种高产作物的普及，更是直接造成了“康乾盛世”的人口大爆发。
